王绶琯近照。资料照片

上世纪60年代王绶琯访问澳大利亚，与澳大利亚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合影。资料照片

　　一位96岁的老人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，“眼睛、耳朵都开始罢工”，却依然有操不完的心……

　　病床前上门来的人络绎不绝，除了看望老先生的，还有请教当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日后发展的，以至于医生都下了“逐客令”……

　　这位老人便是国家天文台名誉台长王绶琯院士。今年1月，王绶琯当选为2018年十大科学传播人物，颇令人意外，毕竟，他已是望百之年。“我总是忘记自己年纪已经这么大了，时间不多，要干的事却还有很多！”

　　“学成之后报效祖国，抵御外侮”

　　天上有一颗国际编号为3171号的小行星，名叫“王绶琯星”，标志着他在天文领域的杰出贡献。然而，年少时的王绶琯，最初的专业却与天文相差甚远。

　　那是1936年，经在海军任职的叔父推荐，13岁的王绶琯考入福州马尾海军学校。初学航海，他本想做个海员，驰骋海疆，保家卫国。后因眼睛近视便改学造船。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，王绶琯暗下决心：“学成之后报效祖国，抵御外侮！”

　　时光匆匆，造船一学就是9年。22岁的王绶琯考取公费留学，到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进修。机缘巧合，学院与格林尼治天文台为邻，激发了他对天文学的向往：“浓浓的兴趣之火，在心中燃烧，坐立难安……”不久后，王绶琯给时任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写了一封求职信。

　　信顺利到了格里高利手里，1950年，格里高利接受王绶琯进入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……从此，一双天文学家的“大手”和一双未经专业训练的“小手”握到了一起……

　　“刚接触新的学科，一切都从头做起。”当时，王绶琯主要担任晚上8点到早上4点的夜间实测。漫漫长夜，举目看着满天的繁星，王绶琯思绪万千……多年之后，他曾在《小记伦敦郊外的一个夜晚》一文中追忆往昔：“那时我在伦敦大学天文台，地处伦敦西北郊，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阔，一条公路从伦敦伸过来，很宽很直……黄昏后，夜色罩下来，朦朦胧胧，路就像是一条笔直的运河，把岸两旁脉脉的思绪送往天的另一边……”

　　“虽然人生总会遇到烦恼，但做起事来，就都忘掉了”

　　有人说，王绶琯是个“观测星星的人”。

　　在国际天文界，我国自主设计、多项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型光学望远镜LAMOST，倍受瞩目。它便是由王绶琯和伙伴苏定强共同提出设计的。

　　说起回国参与天文学研究，时间还要追溯到1952年。当时，万里之遥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海外学子纷纷回国效力，王绶琯在收到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邀请后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决定立即回国。

　　回国后，王绶琯参与创建我国天体物理学科。1955年，他受命到上海承担“提高时间信号精确度”的任务。“其中之苦，甘之如饴。”王绶琯说，和同事们用一年多时间改进了测时、授时、播时的技术，经过艰苦努力，将中国的授时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。自此，“北京时间”响彻祖国大地。

　　1958年，海南岛发生日环食，苏联天文学家带着射电望远镜来观测。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抓住机会，组织一批人学习射电天文，王绶琯便是其中一员。此后王绶琯调往新建的北京天文台（国家天文台前身），筹建并展开射电望远镜研究。

　　在当代天文学进入“多波段—大样本—巨信息量”阶段后，天文光谱的实测能力成为学科发展中的关键因素。由此，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王绶琯和苏定强共同提出了“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（LAMOST）”的攻关项目，力求在这一领域实现突破。

　　王绶琯把攻关的过程比作一场“双打”比赛：选手由天体物理学家和天文仪器专家组成，从苏定强“主动反射板”这画龙点睛的一着妙笔，到最终LAMOST方案的形成，这场别开生面、龙腾虎跃的“双打”比赛历时数年，参与者接近20人。而作为主题论证的负责人，王绶琯和他的“双打”伙伴苏定强付出了大量心血。1994年7月，当两位青年科学家褚耀泉、崔向群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报告这一方案时，会场内引起强烈反响……

　　“我这一生最大的满足就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做事，虽然人生总会遇到烦恼，但做起事来，就都忘掉了。”回首往事，王绶琯无限感慨。

　　“为保住这些‘可能的科学苗子’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”

　　“浮沉科海勉相随”。也许浩瀚的星空能激发无限的遐思，王绶琯还写得一手好诗，他曾是中关村诗社的创立者并担任社长很多年。

　　“人一生要走很长的路，一路上就常常要有人拉一把。我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就走得很艰难，是遇到了几双‘大手’才有幸‘走进科学’。”回忆过往，王绶琯感慨，“如今自己成了‘大手’，也想拉起奋斗的‘小手’。”

　　1997年，王绶琯致信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部长周琳，称他在科普活动中接触过的许多优秀学生，后来无声无息了。“那些当年被寄予厚望的少年，有多少走上了科学的道路？作为前辈的我们这一代人，反躬自问，是否也有失职之处？”

　　于是，1999年6月12日，王绶琯倡议并联合60位著名科学家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（以下简称俱乐部）。俱乐部组织学有余力、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学生，利用课余和假期走进科学社会，求师交友，体验处于学科前沿的团队的科研实践活动。2006年，俱乐部开始面向初中生开展“校园科普活动”。

　　“如果每年平均能有100名‘可能的科学苗子’参加科研实践，其中有2%—3%日后会成为顶尖人才，那么积年累月，效果还是可观的。为保住这些‘可能的科学苗子’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。”王绶琯说。

　　“不能把俱乐部的活动当成考试竞赛的‘敲门砖’。”从俱乐部成立时起，王绶琯就坚决反对掺杂任何应试教育、应赛教育的思想和做法。第一次活动，时任北京四中副校长的刘长铭跟学生约法三章：参加俱乐部完全自愿，如果觉得占用很多时间，对高考和升学没有帮助，现在就可以退出。

　　20年间，先后有700多位导师和5万多名中学生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，其中约2300人走进178个科研团队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参加“科研实践”进所活动。俱乐部早期会员洪伟哲、臧充之等已成为国际科学前沿领军人物，钱文锋、从欢等入选“青年千人计划”，在中科院开展独当一面的工作。

　　“科学普及了，才能让更多孩子受益”，王绶琯坦陈心迹：“我们尽力根植一片深厚的土壤，让科学之树枝繁叶茂。”（记者 施芳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