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范畴及认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——新修订党纪处分条例系列案例评析

基本案情

蒯某，党员，某省东林市林海县县长。

2015年3月，蒯某任县长期间，某建筑公司经理刘某在承建县政府办公楼维修工程过程中，为了感谢蒯某在工程款结算时给予的关照，到蒯某家送给其2万元人民币。同年11月，东林市纪委对蒯某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立案审查。2016年1月，蒯某与刘某串供，订攻守同盟，纪委在找刘某调查谈话时,刘某作虚假陈述，否认蒯某存在受贿行为。

分歧意见

纪律审查人员在违纪行为的表述及适用新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上出现了意见分歧：

第一种意见认为，蒯某对抗组织审查，构成串供违纪行为，且涉嫌受贿犯罪问题。依据新《条例》第五十七条第（一）项、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、2003年《条例》第八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合并处理追究蒯某党纪责任。

第二种意见认为，蒯某构成对抗组织审查违纪行为，同时蒯某涉嫌受贿犯罪问题，应依据新《条例》第二十七条、第五十七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合并处理，给予蒯某党纪处分。

评析意见

在本案中，既存在新《条例》实施后，对抗组织审查违纪行为的表述、违纪行为上位和下位概念的问题，同时又存在新《条例》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关于“从旧兼从轻”的溯及力问题。

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，具体理由如下：

蒯某违犯政治纪律，对抗组织审查，构成串供违纪行为

新《条例》把政治纪律、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列在突出位置，明确增加了拉帮结派、对抗组织审查、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反政治纪律条款。要对上述违纪行为准确定性，必须先搞清楚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范畴是什么，包括哪些具体违纪行为，又如何准确认定。

新《条例》第五十七条所规定的对抗组织审查行为，是指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规定，妨害、对抗组织审查工作，按照规定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行为。其违纪主体必须是有责任能力的党员，且存在主观故意，并在客体上侵犯了正常的组织审查活动。

新《条例》第五十七条所规定的“对抗组织审查行为”概念是上位概念，不是具体要素行为概念，也不是下位概念。对抗组织审查违纪行为是个范畴，该条款既给出了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上位概念，也规定了该范畴的具体内容，同时规定了下位概念，即规定了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具体违纪行为，包括：（一）串供或者伪造、销毁、转移、隐匿证据的；（二）阻止他人揭发检举、提供证据材料的；（三）包庇同案人员的；（四）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，掩盖事实的；（五）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。其中，因为对抗组织审查行为下位概念行为存在多元性，不可能将所有的违纪行为全部列举，因而设定了第（五）项为兜底性条款。

再看串供违纪行为，是指违纪行为人与证人、共同违纪案件的行为人之间,在互相串通或约定的基础上,所作的同样内容的虚假陈述。串供的表现形式是共同违纪的各行为人之间，证人与行为人之间在陈述内容上的一致，这种一致表现在不符合案件的法律事实、客观事实，又对行为人极其有利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审核、认定串供违纪行为证据、事实时，只有行为人暗中商订供词后，在组织审查时做了串供陈述的，才构成串供违纪行为。如果暗中商订了供词，但在组织审查时没有做串供陈述的，则不能认定构成串供违纪行为。

在本案中，2016年元旦过后，东林市纪委分别与蒯某、刘某谈话时，蒯某否认收受刘某钱款，刘某否认给蒯某送钱，双方陈述的内容一致。虽然，他们都对事实进行否认，但调查组从蒯某、刘某谈话陈述的内容细节进行比较分析，可以判断其是否存在串供违纪行为。

串供的显著特征是内容的极其相近或一致。如供述的内容细节完全一致，没有丝毫的差别，此种供述和证言，可能已经作过串供。反之，如果违纪行为人之间，或违纪行为人与证人之间在对主要事实作了相同的供述，对一些细节，诸如行为人实施的行为等存在细微差异，这样反而可能符合实际情况。

同时，调查组从审查蒯某、刘某谈话后陈述内容的客观性判断其是否串供。真实的供述应当具有客观性，串供后的陈述显然不具有这一特性。调查组经过调取蒯某的工商银行存折，查阅存款时间、地点、存款数额等，并找蒯某的妻子、儿子调查谈话，调查刘某到蒯某家的行为事实的过程，比对印证，发现蒯某、刘某陈述的内容无法得到案件其他相关证据的印证，与事实不相符。纪律审查人员再次与蒯某、刘某谈话时，让他们细述事实经过，利用陈述中暴露出的一些细节矛盾，进行严密的逻辑发问，最终使二人陷于不能自圆其说的被动之中，用相关的证据揭穿了串供的事实。

蒯某符合串供违纪行为四要件的构成，属于违犯政治纪律，对抗组织审查，构成串供违纪行为。依据新《条例》第五十七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追究蒯某的党纪责任。

蒯某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，涉嫌受贿犯罪

蒯某任县长期间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非法收受刘某2万元。根据《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(试行)》“一、贪污贿赂犯罪案件(三)受贿案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予立案：1、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；2、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，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 (1)因受赌行为而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；(2)故意刁难、要挟有关单位、个人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；(3)强行索取财物的”相关规定，蒯某涉嫌受贿犯罪，应将蒯某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。

此外，蒯某受贿行为是发生在2016年1月1日以前的行为，依据新《条例》第一百三十三条“本条例施行前，已结案的案件如需进行复查复议，适用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。尚未结案的案件，如果行为发生时的规定或者政策不认为是违纪，而本条例认为是违纪的，依照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处理;如果行为发生时的规定或者政策认为是违纪的，依照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处理，但是如果本条例不认为是违纪或者处理较轻的，依照本条例规定处理”的相关规定，原则上应援引依据2003年《条例》第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，追究蒯某的党纪责任。

蒯某串供违纪行为与涉嫌受贿犯罪纪律处分，应合并处理追究党纪责任

综上，蒯某违犯政治纪律，对抗组织审查，构成串供违纪行为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涉嫌受贿犯罪。对蒯某串供违纪行为和涉嫌受贿犯罪纪律处分，应合并处理。依据“新《条例》第五十七条第（一）项、2003年《条例》第八十五条第一款”之规定，追究蒯某的党纪责任。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纪委副书记 齐英武）